在上周的达沃斯峰会上，税收问题前所未有地提上了议程。它必须标志着英国改变方向的时刻。
上周的达沃斯论坛上发生了一些事情。
周三，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发表了对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的颂歌，这是人们记忆中世界领导人对这些理念最坚定的辩护。到周四，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还在宣扬减税的好处。
亨特说:“从根本上说，我相信低税经济体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为公共服务创造更多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对的。
英国的总体税收负担是和平时期最高的，在生活成本危机期间打击个人、家庭和企业，而此时正是英国经济需要一剂强心针的时候。
但英国的总体负担正好位于经合组织国家的中间三分之一。目前更紧迫的问题是，税收负担能否在整个经济中得到合理分配。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像瑞典和丹麦这样总体税负较高的国家，也可以在财富和利润等方面保持较低的税率，从而保持繁荣。在这方面，财政大臣有很多工作要做。
根据2023年国际税收竞争力指数，英国的税收制度正在削弱其与其他国家竞争和吸引投资的能力。与2022年的研究相比，英国下降了三位，排在第30位，落后于哥斯达黎加、希腊和爱尔兰等国。如果没有我们广泛的国际税收协定网络，我们会跌得更远。
通过去年提高公司税的总体税率，财政大臣提高了最具破坏性的税收之一，这在增加收入方面也非常低效。实证研究一致发现，税收对增长、投资和创业有负面影响。
企业收入的增加对帮助社会上最贫穷的人也没有什么帮助。2014年的一篇文献综述发现，略低于58%的企业税负是由工人以较低的工资和福利的形式承担的。尽管对资本投资实行全额费用化将减弱其负面影响，但下调公司税总体税率或扩大可用于全额费用化的资产范围，可能是良好的第一步。
公司税还代表了英国税收体系中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复杂性。五花八门的激励措施造成了经济扭曲，增加了合规成本。遗产税、营业税和所得税也是如此——政治上的修修补补创造了对10万至14万英镑收入征收60%的有效最高税率。
这一点在增值税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对某些产品的各种民粹主义豁免要求创造了一个荒谬复杂的系统。尽管增值税可能不受欢迎，但它是最有效、最不扭曲的税收增加手段之一。但为了使收益最大化，税率应该相当低，税基需要很大。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让财政大臣在削减所得税和印花税等更具破坏性的税收方面有回旋余地，这些税收严重拖累了经济增长，加剧了英国破碎的房地产市场的痛苦。
财政大臣说得对，负担越轻的国家往往越繁荣。爱沙尼亚、瑞士和捷克等邻国在税收竞争力方面排名很高，因为它们的税收低、设计良好、简单，这是使它们成为少数几个具有良好长期增长前景的欧洲国家的关键因素。
悲伤的最后阶段是接受。或许，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在达沃斯发表的言论，将成为英国经济失去15年增长后的一个转折点。
